一缕阳光，金黄灿烂。或是绚丽朝阳的使者，或是桑榆晚景的流泻，总之，这神秘苍穹的一束，投射在这昏黄古老的书卷上。
刘卫民李永全摄在这光与影的世界中，不知这束光、这册书以及这典籍中所蕴含的人类文化的精华，哪一个更为古老和神秘，我们只随着书卷的打开，随着光与影的投射，那一注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终于“活“起来。它将为我们展现一个更为辉煌的世界。
这就是古籍！
什么是古籍
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年以前、反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
按内容可以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还可以按照版本、刻书时间、刻书机构、刻书地区、雕版印刷情况等多种方式进行分类。如果按照其价值，又有孤本、善本、珍本等不同说法，纷繁复杂，专业性极强。
善本
始于宋代藏书家和官府藏书机构，把经过校勘审订、内容无误的书称为“善本”。国家图书馆对古籍善本做了相对的时间下限规定，即乾隆六十年（年）以前印刷出版的古籍书均为善本，宋元古籍，不论是否残缺，都属善本。
孤本
指的是仅存一本的图书，也包括仅存一份的某书的某种碑刻的旧拓本和未刊刻的手稿等。
珍本
指的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的书籍或文学资料。如罕见的革命文献、极有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等。珍本贵在“难得”，所以国内所存较早较稀有的原拓版本，就是稀世珍本。孤本属于珍本的范畴。
早期图书的几种形态
公元前16世纪，黄河中游产生了一个叫商的国家，并出现了文字刻在甲骨上的情况，于是有了甲骨文。甲骨文不是最早的汉字，但具备了系统、成熟的特性，由此人们有了可以用文字记载的文明。
商周时代的青铜铸造技术十分发达，许多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造型生动，气魄宏伟，纹饰精致。古代青铜器上铸刻文字，记载事件，纪念祖先，表彰功德。
西汉时期发明了纸。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发明了早期的文献迁移技术——传拓。这种技术将甲骨、金石、石头上的历史文件转移到纸上，方便流传。镂于金石，书于竹帛，金石文字成为中国书籍史的先河。
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书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起源于多年前的殷代后期。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面，用以记载占卜吉凶事件。
甲骨目前出土大约15万片甲骨，多个单字，已识别的有近2千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
青铜器铭文
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鼎上的一种的文字，也称金文、钟鼎文，今存最早的铜器铭文属于商代。
散氏盘铭文钟多是乐器，鼎多为礼器。铸刻上面的文字，内容多为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石刻
即在石碑或山崖石壁等处雕刻文字与图案的文献，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岩画。
现存最早的石刻实物为战国时期的“石鼓文”，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每块石头高约三尺，直径约两尺，由山中天然的大圆石略加雕琢而成，文字即刻在石鼓的周围，记述秦国君游猎之事。
石鼓文石刻文献的种类，可分为石碑、墓志铭、摩崖、造像题记等多种。
竹简与木牍
简牍，中国古代书写用的竹简和木片，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一直在使用。甲骨文逐渐消失，青铜器作为主要的书写载体在制造成本和对其使用者的身份要求上都受到很大限制，为满足当时社会对载体的使用需求和普及性要求，人们找到了替代品——竹简、木牍。
竹简简是古代书籍的基本单位，相当于现今的一页。一枚简牍称为简，常写一行直书文字。字数较多的，写在数简上，编连在一起，称之“策”，与“册”意义相同。用丝绳编的叫“丝编”，用皮绳编的叫“韦编”，编简成策之后，从尾简朝前卷起，装入布套，阅读时展开即卷首。
简牍西周到东汉时期我们华夏文明最主要的文字载体，上继甲骨，下承纸张，继往开来，成为我们文明当中重要的一部分。
帛书
在战国时期，有一种用帛作为书写材料的书体——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叫缯书。
帛书帛书的实际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当时帛的用途相当广泛，其中作为书写文字的材料，常常竹帛并举，因为帛的价格远比竹简昂贵，所以它的使用仅限于达官贵人。
贝叶经
贝叶经是用铁笔在贝多罗树叶上所刻写的佛教经文。贝叶经有多年的历史，佛教徒们用贝叶书写佛教经典和画佛像，贝叶经的名字由此而来。
贝叶经蔡侯纸
《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蔡伦曾任主管御用器物的尚方令。他利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经过挫、捣、抄、烘等一系列工艺加工，造成了纸。在公元年，献给汉和帝，皇帝夸赞他的才能，从此都采用他造的纸，所以他造的纸被称为蔡侯纸，蔡伦也被后世认为是现代造纸术的鼻祖。
蔡伦古籍的装帧形式
中华历史源远流长，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典籍文献，随着历史的发展，书籍材料与制作方法的变迁，书籍的装订形式也随之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有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等十种形制。
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旋风装包背装线装千年藏书史
中国是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保存的古籍文献世界第一。中国也是一个尊重和珍惜古代文献的国家，历代王朝，特别是有作为的君主，大都重视古籍整理，以便从中借鉴有益的东西。
《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次要，定著三十五家。这是汉代第一次对古籍整理的记录。唐建国刚刚五年，高祖李渊下令撰修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宋官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至今被我们所使用。明修《永乐大典》，清修《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等，都对保存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作出重大贡献。
开阁设馆，积聚人才，优良传统代代相传，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古代文献最丰富的国家。
古埃及帝王谷坟墓的彩色壁画上隐约可见年轻法老神秘的微笑，但却无法明白神秘微笑的含意。中国却不一样，从《尚书》《左传》，到二十四史，《清史稿》，有丰富系统的文献，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绝不为过，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深厚，举世无双。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图书的民族，历史上藏书家辈出，代不乏人！
天一阁
建于明嘉靖年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范钦喜好读书和藏书，平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7万余卷。范钦去世前，将家产分为藏书和其他家产两部分，长子范大冲自愿放弃其他家产的继承权，而继承了父亲收藏的7万余卷藏书，这也形成了天一阁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
天一阁的管理模式、藏书保护方法等均被公私藏书家仿效、借鉴，并对清代藏书楼的建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庋藏“四库全书”的皇家藏书楼“七阁”都是仿天一阁而建造的。
天一阁文渊阁藏书家
清人马思赞得知一查姓人家有宋版《陆状元通鉴》，朝思暮想，多次求购未成。后来查家安葬亲人，选定的吉地正是马家的田土，马思赞闻讯之后非常高兴，即以良田十亩换取该书一部。
像马思赞这样嗜书如痴的人在明清两代不在少数，大文学家王世贞则痴到不惜以一座山庄换一部善本。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世贞遇到书商出售宋刻《两汉书》，欣喜异常，但当时他没有足够的现金来买书，于是求书心切的他与书商商议，以自家一座山庄换取这部书。最终，王世贞以失去祖传家业为代价，拥有了这部宝籍。
明代藏书家王世贞清代学者、藏书家朱彝尊明代胡应麟为求书典衣、换首饰、变卖家产，用尽各种方法换藏书；清代朱彝尊为抄书而遭贬官，损失不可谓不大。但是他们都不为身外之物惋惜，反之仍流连于书肆、藏书楼，还在追求精神的境界。
付出就有收获，几位藏书家精心研读藏书，学术造诣深厚，他们的藏书楼都成为文人学子敬仰的地方。
国家图书馆
中国国家图书馆特藏古籍约万册件，以甲骨、金石拓片、敦煌遗书、善本、普通古籍、名家手稿、革命文献、古旧舆图、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西域文献、老照片、年画、外文善本等门类共同组成。
这些珍贵的典籍一方面承袭南宋以来皇家珍藏，与南宋辑熙殿、元翰林国史院、明文渊阁、清翰林院及内阁大库等一脉相承，益之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向国家图书馆的多次调拨，成为国家图书馆馆藏珍贵典籍的基础。
一方面来自历代藏家毕生积蓄的慷慨捐让，矍氏铁琴铜剑楼、傅氏双鉴楼、潘室宝礼堂，周书弢自庄严堪，常熟翁氏、涵芬楼等明清以来的累世宝藏，著名的公私藏书，如百川归海，陆续入藏国家图书馆，形成国家图书馆珍贵的典籍的丰富庋藏。
再一方面是百年来国图人不遗余力地积极搜求，多方面的努力形成今天国家图书馆典籍的洋洋大观。
传拓技术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马学良博士在角楼图书馆举办文化讲座《古籍文化漫谈》，传播古籍文化知识。
这些负载着中华文明，凝聚着民族智慧，记录着中外文化历史交融的典籍，积聚在中国国家总书库，以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形象，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印证着文化作为人类共同语言的生生不息。
王晨敏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当翻开古人留下的善本，品读那些意蕴贯通的“之乎者也，总有豁然开朗之感。古人字字珠玑、微言大义，我们细细品味、如琢如磨，古籍的生命力不仅仅是因为承载着历史的真实与厚重，更是因为它是人类进步的一面明镜。在古籍中，有先人的理想，有进步的动力，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教训，有人性的解读，有自然的感悟……当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去翻阅，去品读，去借鉴，去改良，去创新，古籍的生命力才能越发充盈，长久不衰。
阅读——继承经典的最好方式。
文/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