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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曾有过辉煌的彩陶时代和青铜时代。但是彩陶用颜料彩绘，因黏附力差，极易掉色、剥落，所以随着社会的进步，彩陶时代退出了历史舞台。青铜器虽然能铸造出奇巧的造型、精致的纹饰，但是，它的颜色太单调了。汉代的工匠们把审美的眼光投向了漆器，漆器成为他们展现才艺的新天地，漆器制造业在汉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盛时期。漆工艺在汉代社会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漆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当时的器具，凡是可以髹漆的，无不制成漆器。人们从审美的角度出发，给器物髹漆，赋予器物以新的美感，汉代人们给青铜器髹漆绘画，使青铜器光彩焕发。同时，髹漆后的青铜器，还可以防止表面锈蚀，使器物更加耐用。如广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铜胎漆简和铜胎漆盆、山东诸城汉墓出土的彩绘铜胎漆壶等，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陶器上髹漆，使暗色的陶器变得鲜艳夺目。木胎漆器是汉代以前的主要传统。汉代的漆器仍然以木胎为主，但木胎的制法更加多种多样。西汉早期的漆器多为斫木胎和旋木胎，即用斫剜、削、凿、创等方法制出的胎型，或用旋床旋出外壁和底部。晚期多卷木薄胎。汉代木胎漆器，总的发展趋势是由厚向薄、由重向轻。汉代已能生产出多种器形的卷木薄胎漆器，它们是用很薄的木板卷成圆筒形，接楔处削成斜面，用胶漆黏合而成，这是一种非常精巧的漆器，它既需要精细的刀具，又需要高超的技术。但卷木胎漆器在使用时，容易开裂或变形，人们就在卷木胎上，裱上一层麻布或缩帛，然后再刮灰探漆，使轻巧的薄木胎器更加耐用。在此基础上，汉代人们开始大规模生产一种新型的漆器一一夹丝胎漆器。竺是一种细麻布，其制法是先做胎骨模型，然后在模型上层层被涂有漆灰的麻布，干固后去其模，便形成了漆器的胎。由于麻布夹在漆灰中间，人们便称其为“夹竺胎”，这实际上就是后世脱胎漆器的始祖。夹竺胎漆器在西汉中期开始大量流行。如西汉中期的长沙曹娥墓，出土漆器件，绝大部分是夹竺胎漆器。山东长清双乳山的一座西汉中期墓，出土大量漆器，全部都是夹胎，不见木胎或竹胎。除了麻布为胎的漆器之外，还有用缯帛作胎的。缯帛比麻布柔软细密，用它做胎，能使漆器表面更加光洁美观，造型更加轻巧，大大提高了漆器的档次。以汉代特有的漆细纱冠为代表，甘肃、山东、长沙等地曾出土多件这种纱帽，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漆细纱冠，在网状的丝织品上，涂上漆液，乌黑发亮，所以又称“乌纱帽”。汉代的漆器还特别重视装饰手法除传统的油漆绘画外，锥画漆器是汉代的新发明，它是用金属锥在尚未完全干透的漆模上镌刻各种图画。由于是用锥尖刻画，故花纹线条细如游丝，图案格外纤丽。《西京杂记》记载，汉成帝昭阳殿有一漆屏风，“文如蜘蛛丝缕”，可能就是一件高贵的锥画漆屏风。锥画漆器的成就多表现在小的器物上，方寸之间，尽现其工艺的精致入微。如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件锥画漆奁，高仅17厘米，口径仅28厘米，但锥画的内容却极为丰富：在青山绿水的村托下，鸟在空中展翅飞翔，鱼在水里自由游动，小免在地上尽情弃，其间还有耗子爬行，手持长矛的猎人追赶着两只仓皇逃命的梅花鹿。此外，还有仙人乘龙游。画面的上下方，绘有各种装饰图案。锥画在汉代初期发明后，很快在全国流行，大量生产，如江苏邗江姚庄西汉晚期的大量夹胎器上，全有锥画纹饰。锥画发展到西汉中期，又有创新，那就是在锥画的花纹中填金彩、红彩。这样，在黑漆地上的图案熠熠生辉，这就是后世所谓“戗金”“似红”漆器的始祖，堆漆也是西汉漆器装饰手法的新创造。所谓“堆漆”，就是利用漆黏稠不易展开的特性，使图像高出画面，具有立体感。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棺、漆奁等都采用了堆漆的新工艺，画面有明显的浅浮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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