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制钱为铜铸币，其形圆而有方孔，亦叫铜钱、环钱、方孔钱等。自周秦以来，为我国通用之货币。据专家考据，我国圆形铜铸币的开铸和使用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环钱在战国时期的币制中是一个小体系，但它是一个重要的体系，它是举上启下的货币形态”，铜铸币作为我国通用货币，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从世界出土文物及文献考证，我国也是世界行用铜铸币最早的国家，“西欧之货币则始于纪元前七百五十年周平王时，以创行时间论，固后于中国。据历史记载看，敢谓世界各国用金属铸币为最早者，当推中国也”。

所谓制钱，即法币之意，此名称起于明代。明代以前单称钱。数千年来，我国货币流通以铜铸币为主，形成了我国独立完整、自成体系的货币文化。在长期货币交换实践中逐步形成完整而系统的制钱制度，其主要特点可以归结为：钱圆而函方；按个计价；制钱价值高低与其重量密切相关；无限法偿；由国家垄断铸造和发行，民间私铸、私毁均为犯罪；币文署年号。这种适应封建经济的货币制度，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

清朝的制钱铸行，始于满洲人入关以前。努尔哈赤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年）建国称帝，用天命年号，铸造了满文的“天命汉钱”和汉文的“天命通宝”及当十满文天聪汗之钱，仿天启大钱形制。清朝统一中国以后，遂于顺治元年（年），仿明朝旧制，由工部设置宝源局，户部设置宝泉局，开铸顺治通宝。

在地方各省布政使司还设有铸钱局。到雍正元年（年）以前，各地设局极为繁乱，既有数省一局，也有一省数局，镇局、府局、州局均可得见。后经整顿，逐渐实行了各省设一局之制。在清前期，全国先后设有铸钱局60余处，后经六次裁并，到咸丰元年（年）留下17局，随着清后期制钱流通的不断减少，各局相继停闭，到光绪元年（年）仅存户部、工部所属的宝泉、宝源两局。清代这种分散铸币的政策，实行了两百余年，直到年设天津造币总厂铸币，才在法律上承认统一铸币，实际上全国各地仍是各自为政。

清代制钱的流通随着清朝政治统治的兴衰而兴衰，是什么原因使清代制钱在广东流通能历时余年呢？原因有三：

1.方孔圆钱的深远历史影响。方孔圆钱自秦朝统一了形制以后到清末的宣统通宝钱，历时年，产生的时间早，流通范围广，有明显的连贯性特征，在货币流通史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2.广大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我国封建统治历时余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低下，其生活费用价值极低，故交换筹码也只能以低值相适应。

正如张之洞奏议所云：“查外国商务盛，货价贵，民业富，日用费，故百年之前多用银，或金银并用，百年以来，欧洲各国专用金渐多。三十年来，各国遂专用金，盖商日多，费日广，货日贵。一物之需，一餐之费，有仅值洋银数角者，中人一日之需，断必仅值洋银一元者，故以用金为便。中国则不然，民贫物贱，工役获利微，庶民食用俭，故日用率以钱（铜钱）计，其贫民每人一日口食仅止一二十文，中人一日口食仅止六七十文；其沿海江通大埠，尚参用金生银银元，而内地土货无论钜细，买卖皆用铜钱计算，虽大宗贸易，间用生银折算，然总以钱为本位。”

从中外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中可看到，外国，特别是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早，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物价贵、消费高、生活水平高；而中国长期在自然经济束缚下，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广大人民一贫如洗，生活水平极低，一天饮食具花一二十文钱，故铜钱与生活水平相适应，才有广阔的市场。整个清代，广东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但发展仍为缓慢，整个广东仍在自然经济支配之下，因而清代铜钱在岭南仍有广阔市场。

3.方礼圆钱，在使用中可以减少钱身的回转磨损，贯穿便利，在便利流通上较之实物货币无疑是一种进步。但这种外圆内方的钱币形制，也与落后的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相适应，与我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有联系。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多次提到，天道为圆，地道为方，法天像地。把这些思想应用手制定钱制，就是；外为圆肉（钱体），所以像天；内为方孔（钱的穿孔），所以像地。于一钱之中，法备天地，天覆地载，万宇一统，象征君临万方、皇权至上，也正好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心理。制钱的铸造大权长期牢牢地掌握在统治者手上，并借封建政治权力加以推行通用，强制使用，便造成了制钱拥有广阔的流通市场。

清代在广东铸钱的版式

据史料记载，清政府于顺治四年（年）在广东设宝广局，开局鼓铸制钱，钱文为“顺治通宝”，每钱十文准银一分。顺治十年（年）以前所铸制钱，有汉文户、工字样，各省镇置地名一字铸于钱幕之上或右。钱的成分，以铜八铅二配铸。

到顺治十八年（年）无厘字旧钱，每个给价七分，收毁鼓铸。正月，祖康熙即位，铸成康熙通宝钱样，颁发各省局，依式铸造，前朝制钱仍旧通行。康熙元年（年），令各省停铸。六年（年）复开各省炉，宝广局续铸制钱，添广东的“东”字。九年（年）广东局停铸。二十五年（年）又复开广东省局，且增置肇庆府局，二十六年（年）置肇庆府局。三十一年（年）停广东局。三十四年（年）又复开广东局铸钱，到三十七年（年）停广东局。

到清世宗雍正元年（年），宝源、宝泉二局改铸“雍正通宝”钱，广东铸“宝广”，以后他省铸钱，俱将“宝”字为首，次铸造各本省简称一字（如广东用广字），皆用满文铸造，成分以铜六铅四配铸。到乾隆元年（年）颁行“乾隆通宝”钱式于各省照式鼓铸，黑黄铜器皿之禁，停止收铜禁铜之法。十年（年）才开广东钱局鼓铸制钱，幕满文“宝广”两字。五十九年（年）停开广东局。嘉庆五年（年），清政府因添卯鼓铸，黑铅不济，把成分改为铜五十四斤，白铅四十二斤十二两，黑铅三斤四两配铸，广东彭府配铸黑铅而加配白铅鼓铸。道光元年（年），宝广局依新模改铸“道光通宝”钱。二十一年（年），停宝广局。咸丰朝，宝广局停铸钱。

清代各朝在广东铸钱的数额，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很难作出准确的统计。据张家骧先生研究，嘉庆五年（年）户部制定各省每年的铸造额，广东为串。若是以嘉庆朝25年计，广东在嘉庆朝铸“嘉庆通宝”当为串左右。按此通例，从清代开朝到咸丰朝停宝广局的年间，由于各朝在广东断断续续铸钱，若以开铸有年计算，清代在广东所铸制钱当在00串左右。另据耿爱德先生估计，同治四年（年），广东铸钱达万文。

但在咸丰、同治年间，全国各省局多铸大钱，广东未铸大钱，因而耿氏的所据材料统计不大可信，综合各方面的材料，鸦片战争前后，全国制钱的年铸额似尚在万串以上，如此数额倘若可信的话，广东每年平均铸钱额当在10万串左右。关于制钱成色，在前清的“康乾盛世”，由于经济有所发展，钱币形制也较稳定，故铸钱成色也是比较稳定的，大都维持在铜六铅四的比例铸造。但随着清朝政治、经济的逐步衰退，制钱的铸造不断减轻重量、降低成色，实际上是实行制钱不断贬值的货币政策。

宝广局开铸的制钱重量，据有关史料考证，顺治十年（年）到康熙四十一年（年），每枚重为一钱四分，光绪十五年（年）减为每枚一钱，十六年（年）减为每枚八分，到三十二年（年）减为每枚三分二厘。在鸦片战争前的年中，清廷规定每就当今之船政论，必添置轮机，仿照西法鼓铸，诚恐力有未逮。计莫如仿照私铸之法；较为简便快捷。”

钟的提议没有得到清政府的重视，光绪十一年（年）闽浙总督杨昌浚受钟大焜思想影响，在《奏请开炉铸钱疏》中，提议用船政局轮机兼铸钱文，认为“同治四年间，前督臣左宗棠在闽奏请铸造轮船，声明轮机来后兼可铸钱，因创办之初，赶办船工，一时不及兼顾”。光绪十二年（年），因船厂工程紧张，厂员不及兼顾，并无余屋可腾，奏请改在机器局旧址设厂铸钱。实际上还是采用土法铸造，机器铸钱一直未得实行。

直到光绪十四年（年）前后，机器铸钱的时机方才成熟，机器铸钱的奏议方为清政府允许和采用。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期间，积极向清政府建议机器铸钱，并在财政、设备、厂房等方面积极筹备后创广东钱局，成为我国近代货币历史上第一位以新法铸钱的主持者。他在奏折中说道：“臣比年以来，久欲整顿圜法，惟旧例办法亏耗过多，限于物力，未能举办。迭接使英大臣刘瑞芬函电，喜敦厂机器全副，每日作二十点钟，能铸造铜钱二百七十万个。”此奏议随后得到清政府的恩准。

清末广东机器铸制钱，生产水平高，且形制、成色比较稳定，不易仿铸，这在货币史上无疑是一种进步。因此，机制钱流行市面以后，很快为商民所接受，在流通中与银两的比价也比较稳定。这种机器钱同白银有固定的比价，民间愿以银易钱的，可以到各银店兑换，愿以钱易银的，也可以到官钱局去兑换，都是每千文兑换银一两，所以是一种银钱本位制。当时的银钱比价，也是经张之洞在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定制下来的。

“臣督饬东藩司游智开、道员蔡锡勇等详加核议，现定为每钱一千值银一两，十文值银一分，一文值银一厘，整齐划一，无论官民收支出入皆准此数，永无增减。至于机铸制钱的市场流通，先行搭放官项，每月善后局支发薪粮、公费、操办、杂支等项，均定搭放二成。至本省现开郑工捐局、赈捐局，凡报捐者准以新钱上兑。

枚制钱重量为一钱四分的有9形制上看鸦片址，一钱二分的有年，为一钱的仅为29年，从整个钱币形制上看，鸦片战争前的货币制度是比较稳定的。而鸦片战争后到年的57年间，清廷规定每枚制钱重量，一钱二分的有24年，其余33年均为一钱以下，较鸦片战争前减重20%以上。

至于制钱的实际减重，据梁启超著《各省滥铸铜元小史》引述上海英国领事报告称：每百文钱重，乾隆钱重12.19盎司，嘉庆钱重10.73盎司，道光钱重10.8盎司，咸丰钱重9盎司，咸丰钱较乾隆钱减重26.3%.制钱成色降低，重量减少，无疑也是通货膨胀的变种。咸丰时的制钱贬值之由是钱价一贱，近30年（清末）即不复贵。至今日每两易钱二千，较昔、钱价贱时及三倍。屡经调剂，未见实效，所谓势之所趋，未易以文法禁者乎，清末清钱的贬值，最终加速了制钱制度的崩溃。

制钱的技术革命——广东创先机器铸钱

我国古代的金属铸币采用“范铸法”铸造。大概到隋唐时期，开始采用失蜡法、翻砂法等先进技术铸造，隋唐以后，少见有钱范遗存，取而代之的是样钱、祖钱、母钱及其他模具。到清末，随着铸钱技术的发展，广东创先用机器铸钱，实现了铸钱技术的革命。广东机铸制钱深受香港机器铸钱影响。

同治元年（年），香港政府开机铸造官铸钱币，形制为方孔圆钱，面文有“香港一文”、“香港一千”。到光绪十五年（年）四月二十六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在粤设广东钱局，开炉鼓铸制钱，每枚重量为一钱，成色为铜六铅四，铸成后于同年八月初三在市面流通。这是我国机器铸钱之始，也可谓铸钱工艺上的一次革命。

在我国用机器铸钱的理论准备，前前后后酝酿了20余年之久。最早提出用机器铸钱的首推福建船政学监督刑部主事钟大焜。他在同治六年（年）写了一篇《拟请变法铸钱议》，论述到香港钱法，“用机器鼓铸，铜少而工精，则奸民无力私铸，铜少则不能毁。兼此三者，较之内地钱币尚为得法”，提议“仿照私铸之法，略帮船政轮机以资磨滤，当不致再有亏折。

由司局自行以应发银款通融抵收，将来解部时，仍按定例银数起解。一切厘税捐款缴官之项，均准搭交出入，均照每钱一千作银一两，官发只搭二成，官收则自二成以上，以至全用新钱，抵银交纳者听，不限成数，意在发从少而收从多，官先贵而民自重。”这些有力措施，大大推进了机制钱在市场的流通。

结语

因此，年三月初三日在市场开用后，民间以新钱铢两齐足、质文俱精，莫不先睹为快；各处钱店争来局领回发兑，城乡商民俱遵照定价交易货物，行用尚属畅利，市面并无纷扰。在新钱的使用过程中，粤政当局一方面准旧钱继续行用，严禁奸商哄抬物价；另一方面又严禁私铸，加上从官府做起，率先行用，保证银钱交换，兑换自由，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保证了机铸制钱的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