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诸侯国政治上割据，军事上相争所形成的混乱局面带来的却是一场社会的大变革。由此，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发展，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同样作为中国历史上独特文化标志的玉器在春秋战国时期亦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

此期玉器由西周注重礼仪性，转向注重装饰审美性，礼器较前朝明显减少，而佩饰用玉大量增多。造型上突破了西周时期的单调而富于变化。玉器的图案纹饰也日趋繁缛华丽，细腻精美，足见琢纹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

春秋早期玉器受前朝影响甚大，西周流行的双钩阴线与“一面坡”阴线仍在本期沿用，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双钩阴线，转折弯曲的部位显著增多，且在组合构图上更加规整匀密。但线纹之具体形态较西周者宽浅、软滞，故产生了变化有余而力度不足的特征，另外整体图纹的立体感与层次感亦较弱。

河南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墓出有一件玉环。青玉质，色深褐且局部有沁斑。整器呈扁圆环状。正面以双钩技法琢出布局繁密的阴刻蟠虺纹，图纹精致美观。（图1）

直径11.6、孔径6、厚0.3厘米。（图1）

再如山东沂水刘家店子1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璜。青玉质，表面沁有黄褐色斑。器表以双钩技法琢出蟠虺纹，琢痕粗浅厚重，线纹布局规整。

长9、宽2.6、厚0.2厘米。（图2）

“一面坡”阴线之特征亦较突出，线痕之沟槽较西周者更作深峻，坡面与垂直槽壁的夹角更大，视觉上的立体感颇强。

如河南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墓出土的一件玉琥。玉质泛青，表面局部有白色沁痕。虎形扁平体，拱背垂首，曲肢卷尾。

玉匠在琢纹时采用斜碾工艺在其颈部、肢关节处以及臀部琢出的多道痕迹粗深的斜坡凹面，从而将之首部、躯干、四肢以及尾部隔开，使主体显的更具立体感和层次感。

（图3）

春秋晚期铁质工具已应用于制玉工艺中，但由于此时铸铁技术尚未成熟，铁质工具可能还没有大规模替代青铜工具，本期正处于铜铁并用阶段，这是继石、青铜之后琢玉工具的第三次变革。

铁具有良好的锻造性能，可以打造各种形状的工具，且较青铜工具在形制和耐磨性上前进了一大步，因此铁工具在进行浮雕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春秋晚期开始流行以剔地隐起刀法制作浅浮雕形态纹饰，前者多流行蟠虺纹、勾云纹，后者则以谷纹最为常见。这些浅浮雕制出的纹饰，形态敦厚匀圆、质朴柔秀，手感滑润舒适；

同时主体纹案得到充分突出，也增加了纹饰的秀美感。如果不是使用了铁质工具，很难想象如何完成。但由于技术上的缺陷，每组单位浮雕图案之间距离疏朗，空隙较大。

为填补这些空白，玉匠多在空隙的地子上琢出细密的绹索纹或圆环纹，且在浮凸的纹饰以及器物边缘的表面亦常用纤微细密的绹索纹、网格纹等装饰。

这些阴线纹细若毫毛，间不容发，有时肉眼会难以辨清，如同手表机芯上的游丝。

而琢纹的工具，则不大可能是金属的砣具，因为在当时技术条件下铸造的薄砣，必然柔软易弯，不大可能琢出如此细密的线纹，故只能推测是由如良渚时期使用的金刚石、水晶和燧石等尖状硬性刻具琢出后，在加以修磨而成，当然这亦需得到日后考古发掘资料之实证。

上述这种浅浮雕并用细阴线的技法本为弥补不足的无奈之举，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不仅将纹饰图案布局地满密充实，不留一点余地，而且层次更为丰富，增加了视觉上的立体感，上下两部分纹饰相得益彰，别有奇趣。

如江苏吴县通安严山王陵出土的一件蟠虺纹玉饰。玉白色玉质，局部有黄褐色沁斑。扁平长条形，上下两端齐平，中部贯以对钻而成的孔道，两侧之边缘饰以凸脊。器表两面浅浮雕出分区而设的蟠虺纹，空隙之处填以矩形的集束细阴线纹，构图严谨满密，纹样华丽，有较强的立体感。（图4）

长9.7、上宽2.5、厚0.45厘米。（图4）

春秋晚期秦式玉器之饰纹，除小部分是以上述“浅浮雕兼线刻技法”制作外，大量图纹采用的是更为简洁、粗犷，技术难度较低的平面阴刻技法。所琢之纹样也较为单一，基本上是方折形态的勾云纹和龙首纹，这些线纹风格刚直有力，硬性方折，充分发挥出了几何形图案之特点，是春秋秦式玉器的最显著特征。在纹饰的布局上，则有繁有简。

结构繁缛复杂的，整体视之却显得整齐满密，精美异常。

如陕西凤翔河南屯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璧。玉质呈浅绿色和墨绿色，个别边缘处沁蚀为白色。器表两面皆阴刻出四圈三种方折形态的简化龙纹，由外及内，第一圈为24条，第二圈为14条，第三圈为14条，第四圈即围绕璧孔一圈共计10条，璧的内外缘琢有单阴线轮廓。（图5）

直径16.8、孔径4.2、厚0.5厘米。（图5）

布局稀疏简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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